博士能否顺利结婚了。星新一的小说结构妙，尤其是结尾，常常令人拍案叫绝。例如《自称便衣警察的人》，两个青年互相敲诈，不清到底谁是负有机密使命的警察。偷听的老板又来敲诈二人，拉拢二人伙，结果二人齐扑上去—原来他俩真的是便衣警察，设计抓住了要捉的主犯。还有《照料微的生活》，描写2056年一个叫特尔的人的无比舒适的生活。从早上起，他的一切都由机料理，机手抱他起床沐浴、吃饭，送他上车。直到公司，同事才发现特尔由于心脏病发作，已经断气有10个钟了。当代的一分钟小说，不仅需要结构、情节上的神化，在艺术手法上还注重字句的凝练、笔墨的诗意、幽默。星新一的作品在日本已被称为“小说中的俳句”。他的小说中，您见不到那平铺直叙，步步为营的写法。时间、场所、人，都尽可能地压缩、集中，像他自己所说：“我的作品中的主人公，格都是些懒汉。大多是从敲门声开始，到室内谈话结束为止。登场人的活动距离，很少超过几十米。”这样，就对作者艺术平的发挥提了更的要求。有些作品活似中国的单相声，通篇蓄势，结尾一个响亮的包袱，不由人不暗竖拇指。星新一的作品的可贵之还在于他有三不写：一、不写风俗时事；二、不写情；三、不用先锋派的手法。所以我们读着他的小说，如同滋在“优的雨”中一般。所有的作品都显示鲜明的倾向，即对善良的人寄予满腔的同情，而对恶人则总是尽力嘲。这些小说几乎每一篇都能掀动读者情的波澜，使您或解恨地笑，或同情地忧。从一滴珠看到它所反映的大千世界。星新一的一分钟小说，在创作数量上是世界第一，已经突破1000大关。凭星新一的才华，若想赚取大量稿费，完全可把它们拉成普通的短篇或中篇，然而，他以一个真正文学家的严肃态度没有那样，因为他不把一分钟小说看成文学园地里一株无名小草，而是当成一棵吊钟那样心培育着……（发表于《中华读书报》）    

跟父亲蹲棚（1）

这年回忆棚的文章似乎很时髦。蹲过棚成了一光荣经历，就像改革开放以前回忆自己帮老地主放过，给大掌柜织过布，被伪保长抓过丁一样。回忆的内容是痛苦，但回忆者的姿态是自豪。因了这自豪，他便有了论断历史的资格。他们常常说：“你没有蹲过棚，你懂什么是“文革”？你那时还是小孩，我才是真正经历过“文革”的。”于是从回忆棚的文章里我们明白了，蹲过棚者都是好人。蹲棚第一等于有学问、有文化、有功劳、有贡献，是那时的“四有新人”，第二等于有德、有勇气、有人品，不然为什么受到如此残酷的迫害呢？逻辑是很清楚的，坏人说我是坏人嘛，那么我就一定是大好人。这一似乎比“文革”时步了，因为“文革”时认为，你虽然蹲过日本鬼国民党的监狱，但不等于就是共产党，你也可能是因为偷摸狗诱少女之类才蹲监狱的，甭企图鱼目混珠癞蛤蟆镜冒充大肚老。况且就算你真的由于抗日国而蹲监狱，你也可能叛变投敌，反过来屠杀革命同志，比敌人还凶残十倍啊！凭什么蹲过几天监狱就向人民要求这索取那的，四万万人民受了那么多苦，他们向谁显摆、向谁索取去！我讲这一番怪气的话，并不是要说蹲棚者都是罪有应得。我知他们中很多是冤枉的，还有一分确实跟极左势力行了斗争。我想提醒的是，大凡一件事成了时髦，就难免有假冒伪劣跟着起哄。就像我小时候，连老地主都企图忆苦思甜，那一桩桩“血泪史”，里面有多少分？我们有过这方面太多的经验，今天不应该重蹈覆辙。现在的学生，以为棚是比监狱还可怕的地方，里面天天是杀人、自杀、拷打、饿饭。这样的棚固然也是有的，但全国各地，情况千差万别，而且“文革”的前中后期也颇不一样。真正实事求是的态度，是应该勇于回忆那些对自己现在境不利的往事，如同真正的学者，不能隐瞒对自己观不利的材料。一切隐瞒都是要遭到历史的报应的。“棚”问题也是如此，不要戏剧化，神秘化。在回忆知识分受苦的文字里，杨绛先生的《校六记》和季羡林先生的《棚杂忆》的写作态度是值得赞赏的。它们有立场，但是不夸大；有幽默，但是不歪曲。任何人的回忆都难免主观，但只要心态端正了，不是企图去分一杯权力之羹或是妄想成为“历史问题决议”，那么那个主观本也就容易成为客观了。怀着这样的想法，我也来打个秋风，回忆一下我跟父亲“蹲棚”的经历。我先声明，我回忆的“棚”可能是全国情况最好的“棚”，完全没有那些凶、血淋淋的场面。我不敢以这个“棚”代表全国的“棚”，正如我反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