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承认，任何人的生理和心理的承受力都是有极限的，而且这极限是动态的。我们探讨研究这极限的目的，正是为了不断地超越它。比如海明威的时代，抑郁症还是个难解之题，发病范围也较小，而今天，控制起它来就比较容易，但其发病率却因现代社会日益激烈的竞争局势节节攀升。这就给我们的社会人文学家和生学家提了更严峻的任务，如果我们对生命极限的承受力采取一回避态度，甚至否认它的客观存在，那我们探讨研究它的本就是毫无意义的。纵有千般苦痛，您有“知足常乐”的灵丹妙药，连阿q都可以成为自的救世主，我们还有什么必要瞎这份闲心？

绝望的弱势群

生存质量的不同决定着一个人对其认知的低和承受能力，在这上我们的观无异。但我们的讨论所涉及的群大分没离开我们边的城市一族，甚至囿于那么多威望文人的圈，这是我们的局限。如下我也想讲两个亲所见的农村实例：大约十年前，医院里住一位农村外伤截病人，当时为了看病，老两给惟一的这个伤残儿已经借债两万多元。我对老两详细讲述了这病的不可治愈，劝他们不要再冤枉钱了。两个星期后，他们回了家乡。一个月后，随他们京看病的那位亲属给我来了封信，说刚刚回家，债主们就纷纷登门，而凭着他们那几亩薄地维持生计的状况，下辈也还不清那两万多元的欠账呀！一家三最终选择了自杀！

大约八年前，我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准备第三次手术期间，看到一位从陕西沿途要饭步行来北京的老人，在医院大厅里他诉说着儿摔后的窘况。看病本就没那奢望，只是后不能活动导致的大便燥使儿大受其罪。听村里一位从北京当兵复员的老乡讲，北京的康复中心有办法治疗，便借了35元钱步行到了北京。其实他所求买的不过就是任何一家医院都见得到的“开”。老人不懂，只迷信北京是个无所不能的地方。他讲述这一切经历时，没一滴泪，浑浊的目光里，充满着被生活蹂躏后的麻木，倒是一旁的听者们忍不住地拭睛。众病者为其捐了两千多支“开”，三天后老人带着受助的药品、品及路费踏上了归途。人们猜测，他肯定还要步行回家。

生存质量的满足程度有两评价，一是自我评价；二是公众评价，这是一个统一的两个侧面，它们相互包容。例如你追求伟大，为的是公众形象的评价，而获得这评价之后，又必然给你自带来极大的满足，继而自我评价也随之提。因此，我认为陆幼青最后的日生命的质量是很的，以至达到了辉煌。人不是为目的而活，而是为过程活着，望（中词）无止境，追求无止境，否则你如何解释西西弗斯的不厌其烦？其实海明威亦如此，诺贝尔奖不是他的终，他的确是对自己不满足，不满足的是无可奈何的疾病痛苦和由此带来的不能继续创造。生命的意义本不在向外的寻取，而在向内的建立。人可以走向天堂，也可以不走到天堂。走向，意味着彼岸的成立。走到，岂非彼岸的消失？彼岸的消失即信仰的终结、拯救的放弃。因而天堂不是一空间，不是一质的存在，而是路，是神的恒途。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一直没提到安乐死问题，今后也不想涉及。不是我有意回避，只是觉得对这个人们争论已久的问题不屑于再费笔墨了，而生死的选择问题涵盖的面积更宽泛，涉及的程度更，也就更有挑战。

你在前面提到“好心情常常不是别人给你的，也不是生存环境造成的，而是自己创造来的。”无疑这话有着积极的促意义，但它的作用是有范围、有限定的。我很赞同，如果能创造好心境，即使阿q也未尝不可。可无限制的夸大它的作用，不但与事无补，可能还会掩盖矛盾，造成更不良的后果。我以为，如果把生存环境分为两，那么环境应该包括质经济、健康状态、社保机制以及自技能的储备等；环境应该包括社会政治、神心理、事业家以及自控能力的调节等。两环境的因素都会单独或一并，直接或间接地扰人的心境。我讲的那个一家三死在债主迫下的真实故事，就是环境所造成的，而这恶劣的环境显然不可能通过自的创造所改观。同理，历史上的电影明星阮玲玉的自杀，显然属于环境造成，那言蜚语摧残心灵的环境，显然也不可能通过她自的能力所改变。至于海明威的死，则可理解为环境共同导致，他不是败给了自己，是不可逆的环境都达到了极限使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