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他警告我不要写，不是什么钱都能挣的。我连连称是。

旋转餐厅下的城市里万家灯火，我看到城市的霓虹灯川不息地闪烁着质的光辉，那些我看不见的乞丐、小偷、女、盗、盲们正在夜的掩盖下倾巢动，整个城市被望折磨得吐鲜血，一片绚烂的粉碎。

等到我回到老家合安县调查了解我舅舅郑天良案件内幕时，我舅舅郑天良已经被枪毙了。时间是二000年九月二十九日。

一九八八年冬天的太像一个烂西红柿悬挂在村西伏岗玄慧寺的上空，呼啸的西北风刀一样削过江淮丘陵裂的土地和乡亲们一张张枯燥的脸，黄昏时分，我舅舅坐在一辆破旧的“伏尔加”车里听到村里传来了一些琐碎的狗叫声，他叫司机小王将车停在玄慧寺后面的土公路上，“车开到村里太招摇，乡亲们会有意见的。”然后他从袋里摸一张拾圆的钞票递给司机小王：“汽油费到县政府行局，再补一个单给我就行了。”小王手里攥着钞票有些不知所措：“郑县长，汽油费只要六块钱。”

我舅舅走下汽车的时候，我家西厢屋里的光线已经很暗了，每个人的脸都糊不清。母亲躺在一张铺满了稻草的床上，声音灰暗而弱：“两个月了，三十剂方都吃下去了，你们不要瞒我了，不是胃溃疡……”

屋里弥漫着一层厚的中药的味，父亲蜷在墙角的凳上默默地烟，像一只气息奄奄的虾。没有人说话。

父亲去灶屋里烧晚饭，我到村的井里挑满了一缸。当我将最后一桶倒缸里时，父亲叫住了我。我看到灶堂里的柴火照亮了他酱的脸和脸上与皱纹同样刻的绝望。他说：“家里实在拿不钱了。你明天去找王三娘来老衣（寿衣），留几百块钱让孙拐他们来割一好棺材，大叶杨材质松，是不是用杉木的？”灶堂里的烟灰源源不断地从灶吐来，父亲的脸如同一块肮脏的破抹布。

我没有说话，泪情不自禁地夺眶而。我听到屋外的风声此起彼伏，整个村庄和村庄里光秃秃的树在风声中四分五裂。

这么多年来，村里死去的乡亲们基本上与寿终正寝无关，他们大多数是在生了病后因无钱医治而从医院抬回来坐以待毙，像我母亲这样患了癌症的人几乎百分之百地提前放弃治疗，杀一只，用买药的钱换几两炖了，让病人最后享一些福，念一下亲人们的恩情。我从小时候就知了村里好多人都是临死前床放着一碗，吃是我故乡父老乡亲们为之奋斗一生的理想，这理想以一残酷方式呈现在咽气的惨景中，我总觉得这跟电影中枪毙犯人前让他们喝酒吃虽然时间地不同，但质一样。

我中专毕业两年多了，没有拿到一分钱工资，农药厂分给我抵工资的二百多瓶农药一瓶也没卖掉，我不敢从县城拉回家来，母亲非常聪明，她已经到了我们以胃溃疡欺骗她，近些天她反复唠叨说家里菜地里虫已经钻到卷心菜心了，再不打农药过冬的菜就腌不成了。我看到母亲的睛里对农药的烈渴望。这几天我只对父亲说一句话：“家里的菜地不许打农药，我也不会把农药带回来。”父亲说你去城里带几瓶回来吧，省得钱买。我用沉默表示拒绝。

天彻底地黑了，如同我此刻黑暗的心情。屋里没有开灯。舅舅郑天良在黑暗中悄悄推开了我家的院里那扇腐朽的木门，他的后尾随着一些忠于职守的狗叫声。

父亲开了灯，我看见舅舅穿着一朴素的衣裳，如门板一样结实的材站在光线幽暗的灶屋里天立地，舅舅对于我和父亲就像海难中无望的求生者抓住了最后一块木板，这时候，哪怕是一稻草也会给我们带来希望。我用袖抹了抹并没有灰尘的凳让舅舅坐，舅舅却跟父亲一起蹲到了灶堂下，手伸向灶取。

舅舅郑天良说：“哪怕有百分之一的希望，也要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你们明天就坐汽车到南京瘤医院去治病。”他的声音里带着一命令的不容置疑的气，这专制的声音此刻无比亲切，它给了我们死里逃生的信心和力量。于是我给舅舅倒了一碗，我舅舅郑天良副县长蹲在灶堂下边咕咕噜噜猛喝一气。

父亲说：“我不想再冤枉钱了，还不如给他妈买吃，他妈最喜吃红烧，见这就吃不成了。”父亲的睛里注满了浑浊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