俘营时萨特同那里的共产党员一起行过抵抗活动。共产党的态度使萨特无法同他们联合作战。

这时德国人加了对抵抗组织的镇压。一度蓬发展的各组织现在不是已经散伙，就是正在解。同“社会主义和自由”一样，这些组织都是由一些本没有地下工作经验的中产阶级知识分组成的。它们各自为阵，缺乏凝聚力，很容易被德国人破获。萨特的朋友、波伏瓦的学生都有参加抵抗组织而被抓了起来的，其实他们并没有什么很有用的事情。

到目前为止，萨特这个抵抗小组没有惹什么麻烦，这只能说是幸运。博斯特提着复写机满街跑，普隆带着装满小册的包随便往来，这是很危险的。这个组织的成员都是他最好的朋友，他必须对他们的生命安全负责。为了不让他们遭受无谓的牺牲，萨特开始考虑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要作这个决定对他分外困难：为了创建这个组织，他早在战俘营就策划了好几个月，一回黎就开始筹建，实在是难以割舍。思来想去，权衡再三，最后萨特还是痛下决心解散了它。约两年后，共产党人对于萨特的态度有了改变。一天，一个叫克洛德•；的共产党员来见萨特，他曾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呆过。他问萨特为什么不参加全国作家委员会，为什么不同共产党一起。萨特惊讶，反问：“难你们需要同一个德国细一起工作吗？”他拿一本两年前共产党人印发的小册，萨特被排在德国细的名单之中。看后喊了起来：“这样太可耻了！”他同萨特一起在集中营战斗过，应该是了解萨特的。他向萨特保证，他们对这损害萨特名誉的法一无所知。最后，再三劝说萨特参加共产党组织的抵抗活动。萨特同意了。他参加了全国作家委员会的会议，并同共产党人一起搞文字工作，秘密版刊，特别是《法国信使报》。萨特还为《法兰西文学》了大量工作。

第二介（1939…1970）转折（1939…1945）：存在与虚无（1）

在“二战”期间，萨特完成了他的主要哲学著作《存在与虚无》。

1939年应征伍后，萨特就计划写这本书，作了大量笔记，勾勒了大致框架。1940年4月中旬回到黎休假时，他同波伏瓦谈到自己的哲学构想：他想把自己多年来对人与世界关系的思考写一本哲学专著中，这书的内容应该比关于想象的书广泛得多。萨特觉得自己是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要么什么都不写，要么就写些最本的东西。

萨特在队时接到一个通知，他的小说集《墙》获得民众主义文学奖。他在是否接受这笔奖金的问题上犹豫不决。从内心说，他不愿意自己被贴上任何标签，实际上他同民众主义没有任何关系；另一方面，他现在正缺钱，这笔钱正好可以解决自己的生活问题。想来想去，最后他决定问问波伏瓦，由她来拿主意。但他上意识到，这其实还是自己在作决定，因为他太了解她了。波伏瓦的态度，他还没去问就已经知了：“什么标签问题！我们需要钱，现在有人提供给我们，我们就去得到它。问题很简单！”等到萨特真的去问波伏瓦时，她的回答跟他预想的几乎完全一样。

由这件事，他对自主选择问题作了思考：明明是自己作的决定，又不肯或不敢承担责任，反而转嫁到他人上，但终究无可推卸，因为这转嫁仍是一选择，不选择就是选择了不选择。从这个意义上讲，人注定是自由的，他不可能不自由。他将自己这些关于自由的思想纳到要写的书中。

被俘后他仍然继续着自己的哲学思考，写了一些篇章。在战俘营，德国人允许战俘看海德格尔的著作，于是萨特要了一本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这是他当时唯一可能有的哲学参考书。

逃离战俘营回到黎后，1941年秋，也就是在决定解散“社会主义与自由”抵抗小组以后，萨特又开始动手写这书，1943年初完成了这著，由伽利玛版社版。这也是萨特生活最艰苦的时期。匮乏，常常吃不饱肚。不过萨特很能忍受，随便怎样差的东西他都能吃，有时甚至不吃东西就去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