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下的错误。比如说，他可能中途忘了我们用的是现在时态，而用起了将来时态（我知有一天你会写一本那样的书来的）。过一会儿他又会意识到他的错误，于是加一句：“我不是指你将要写，而是正在写——显而易见是正在写的书，因为这地球上没有人能像这样谈论他未投全心的事情。

可能是我太注重细节了，原谅我吧，好吗？“在这情况下，我们都是一概不去究的。我们会捧腹大笑，而乌瑞克总是笑得最尽兴，也最卑鄙——如果我可以这么说的话。”嗬！嗬！“他看上去是在笑，”不过我们大家说起谎来都很嘛！我自己也不差。如果我和你们长时间地待下去，恐怕我都不觉得自己是在说假话了。

嗬嗬！嗨！哈哈哈！嘿嘿嘿！“然后他就会指指他的大，像一个黑人一样骨碌碌地转转他的睛，最后响亮地吧嗒吧嗒他的嘴，这就表示他又在要一荷兰杜松酒喝喝了……。但是和别的朋友在一起时，事情就远没有那么顺利了。他们总是问一些”不得要领“的问题，就如莫娜所说的；要不然他们就会变得坐立不安，拼了命地挣扎着要回到”陆地“上来。克斯基和乌瑞克一样，知如何玩这个游戏。他的方式和乌瑞克有些不同，但令莫娜非常满意；她可以信任他——我想这就是她的觉，但问题也恰恰在这儿，克斯基把这个游戏玩得太好了。他不满足于仅仅作个同谋而已，他还要即席发挥。他的这份情往往引一些怪异的讨论来——当然是关于我那本神秘之书展情况的讨论。而每到关键时刻，莫娜必爆发一阵歇斯底里的大笑，这便意味着她不知在何了。至于说我自己，我几乎不任何努力和他们保持一致，我丝毫不关心这个假想的世界里上演着什么，我所的全就是保持严肃，就像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一样。想笑的时候我就笑笑，有时还些评论和纠正，但我从来没有通过任何方式——无论言语、手势还是暗示——明过，这一切只不过是一场游戏。

我们的生活中因不断地现一些奇怪的小说曲而没有陷于平板、单调。有时候这些小曲还会像燃了的爆竹一样接二连三地发生。

首先是我们的情书突然神秘地失踪。我们本来是把它们装在一个大纸袋里放在衣柜的最底层的。我们了一周多的时间才发现，原来是给我们打扫房间的女工无意中把纸袋扔了垃圾里。莫娜听到这个消息难过得几乎崩溃。“我们一定要找到它们！”她持。可是怎么找呢？清洁工早把垃圾收走了，就算我们能找到倒垃圾的地方，它们恐怕也早就被埋在大堆大堆的废底下了。不过，为了不让莫娜失望，我还是去问了问垃圾场在哪里，奥玛拉还主动提陪我一起去。那个地方远得要命，是一个烟笼罩的荒僻所在。我们试图找到清洁工那天倾倒垃圾的确切地；毫无疑问，这项工作是完全脱离实际的，但我还是向那个司机详细说明了情况，凭着顽的意志在他麻木的内心里激起了一星兴趣的火。他使了浑解数去回忆，但结果还是枉然。于是，我和奥玛拉忙碌了起来。我们手持外观颇为优雅的木，开始在废堆里来去。我们翻开了太底下的每一样东西，唯独没有丢失的情书。

奥玛拉尽了他最大的努力才没让我把一满袋的零零碎碎带回家，他为自己则找到了一只漂亮的烟斗盒——虽然我不知他要它什么，因为他是从来不烟斗的。

我最后只好捡了一把刀刃锈得打不开的骨把小折刀才算作罢，另外还揣回一张伍德龙公墓总监索取墓碑费用的帐单。

莫娜悲哀地接受了情书遗失这一事实，并视之为一个不祥的征兆（许多年以后，当我读到尔扎克心的汉斯卡夫人的信件遭受的命运时，这一曲依然历历在目）。

在我们垃圾场之行的第二天，我们区的一位警察中尉突然采访。他是来找莫娜的，庆幸的是她当时恰好不在。礼貌地客了几句之后，我问他了什么事一他说没事，让我放心，说只是想问她几个问题。我说我作为她的丈夫，也许可以代她回答；他似乎并不情愿接受这个礼貌的建议，只问：“你知她什么时候回来吗？”

我告诉他我说不准。她是不是在单位呢？他试探着问。“你的意思是她没有工作吧？”

我说。他却不予理会。“这么说你不知她去哪儿了？”他显然是在步步推。我回答说我一儿都不知。他问得越多，我就把嘴封得越，我不明白他到底想知些什么。

最后我还是抓住了一丝线索。当他问到她是不是个艺术家的时候，我开始领会到他的用意所在了。“从某程度上是。”我说，等待着下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