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

“铜版诗。”莫娜说。

“好的，那就是诗歌类了。再见，祝你写作顺利！如果遇到麻烦，你知该到哪儿去找我。”

握手别之后，我把门轻轻地在他后关上。

“哟！”我扑通一声坐到了椅上。

“下次如果再有人找我，”莫娜说，“记住铜版诗是我写的。今天幸亏我及时赶了回来，你是不知怎么对付这些人的。”

“我觉得我得很好。”我说。

“跟警察永远都不能说实话。”她说。

“不尽然，”我说，“你必须有所区分。”

“他们是不可信任的，”她反驳，“如果我们老老实实地跟他们打肯定会吃亏的。我真庆幸奥玛拉不在，他在这方面比你还傻。”

“我要是明白你在抱怨什么，那才怪呢！”

“他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而且你也不该留他喝酒。”

“你扯到题外去了；警察难不也是人吗？他们并不都是畜生。”

“如果他们真有脑就不该去当警察，没有一个警察是有一儿本事的。”

“好吧，我们不谈这些了。”

“你以为他对你很友好，事情就到此结束了吗？那只不过是他们骗人的把戏罢了。现在我们已经被载名册了，也许下一次他们就该赶我们走了。”

“好了，好了，别这样。”

“好吧，我不说了，你看着吧……。这只猪，他差儿就把一瓶酒都喝光了。”

另一件令人不安的事发生在几天之后。在这之前的几星期，我定期去一个叫多克·扎布里斯基的朋友那里看牙，我是通过阿瑟·雷蒙德认识他的。你能在他的候诊室里坐上几年都不觉得厌倦、他主张一次只少量的一工作；事实是，他喜谈话。你坐在那里大张着嘴，张得下都疼了，他却还在你耳边喋喋不休。他的哥哥鲍里斯开了一个和他毗邻的诊所，牙桥和假牙。他们两个象棋都下得极好，经常是我去了之后要先和他们下一会儿象棋，然后才能看牙。

多克·扎布里斯基还酷拳击和摔跤运动，他几乎不错过任何一场比赛。和许多其他的犹太专业人员一样，他也喜音乐和文学，但他最大的优还要算他从不你付钱，对艺术家他尤其慷慨。

有一天我带了一篇刚完成的手稿给他，是赞那个小赫拉克利斯——吉姆·德斯的，用极为铺排的散文写成。他丢下我让我忍着下的疼痛大张着嘴坐在椅里，而他则去读我的稿。我的文章让他心醉神迷，他立即就要拿给他哥哥鲍里斯看，还要打电话告诉阿瑟·雷蒙德。“我不知你能写得这么好。”他说，然后他又暗示我们该更多地了解一下彼此，还提议我们哪天晚上见面再谈。

我们定了一个日，并约好晚饭后在皇家咖啡馆见面。阿瑟·雷蒙德、克斯基、奥玛拉都来了，扎布里斯基的朋友们不久也到了，我们正要去街另一的一家罗尼亚餐厅。一个留着络腮胡的老走了过来，向我们兜售火柴和鞋带。我不知中了什么邪，开始打趣这个可怜鬼，用他回答不了的问题追问他，求疵地查看他的鞋带，还往他嘴里了一只雪茄烟，总之表现得像个十足的无赖和白痴。

每个人都诧异地看着我，到后来他们的神情已经明显表反对，变得颇为严厉了。

老最终承受不住，哭了。我试图一笑摆脱责任，就说他很可能把大把大把的钱都藏在了一个！日提包里。死一样的沉默。突然间臭玛拉抓住了我的胳膊。“我们离开这儿吧，”他低声嘀咕，“你已经够丑了。”然后他转向其他人，解释说我肯定是醉了，说他要带我去走走，清醒一下。往外走时他往老手里了一些钱，后者则举起拳诅咒我。

我们刚走到街角，就迎撞上了谢尔登，疯谢尔登。

“米勒先生！”他大叫着朝我们伸双手，又给了我们一个满金牙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