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哪里我每天晚上都会给她打电话。只要有一枚五分钱的币她的电话费就可以免了，否则，一旦收到电话费帐单，酒店就得关门，她也得跟着我们受苦。

几天之后，一切准备就绪。不幸的是，在我们启程前两天，房东把我们告上法，我拼命筹钱，哪怕能付清一分欠款也好。情急之下，我找到父亲一位好友的儿，他很年轻，但船生意兴隆，我也不知自己怎么鬼迷心窍，竟去求他——就想抓住一救命稻草，我刚一提钱，他就冷冷地拒绝了，甚至还板着脸问我为何偏偏去找他？他可从来没求过我，是吗？俨然是一个铁石心的生意人，过两年肯定会飞黄腾达了。我忍气吞声，苦苦哀求，最后，蒙他大发善心，被我成功地榨取了十元钱，我想开一张借条，他一脸鄙夷，傲慢地拒绝了。我回到酒店，觉得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真想放一把火，可是……

星期六下午，奥玛拉和我动去迈阿密，偏巧空气，雪飞扬——是这个季节的场雪，我们计划在伊丽莎白外的速公路上搭车去华盛顿，在那儿与内德会合。他自作主张，要乘火车去华盛顿，随还带着那把四弦琴——以作消遣。

等我们在伊丽莎白外截到一辆车，天已快黑了，车上的五个黑人全都醉醺醺的。

司机不知怎么，把车开得飞快，不久我们就发现车上装满毒品，联警察正在追踪，可他们为何把我们捎上，仍是一个不解之谜。一直等快到费城，我们被甩下，才长长呼了一气。

雪越下越大，狂风呼啸，寒冷刺骨，更糟的是，这时已显然一片漆黑，我们走了好几英里，冻得牙齿打颤，才到了一个加油站，又等了好几个钟，才搭上又一辆车，只能到雅明顿，我们只好住宿在那个荒凉的鬼地方。

我如约给莫娜打了电话，她足足说了十五分钟，接线员一个劲儿提醒，“已经超时。”她那边前途未卜；第二天就要了。

挂上电话，我到心灰意冷，真想立即转回去。

“别这样。”奥玛拉说：“别灰心，你了解莫娜，她会理好这件事的。”

我心里也很明白，可仍提不起神。

“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发。”我说：“争取三天赶到迈阿密。”

第二天正午时分，我们与内德会合，他住在每晚一元的一家破旅馆里，那房间就像尔基在《夜宿》里描写的那样，窗破了大半，有些用破布住，有些糊上报纸。

龙不滴，床上铺着草垫，弹簧毫无弹，到挂着蜘蛛网，重的灰尘味，呛得我们直咳嗽，这还是一座为白人开的旅馆，而且还在我们伟大的首都！

我们买了一些酪、酒、萨拉米香、一长条面包、一些徽榄，然后过桥弗吉尼亚，跨过州界，在一棵枝繁悠地痛苦地讲述了真相，他在一个酒吧，因酒醉后争吵，误杀了一位朋友，于自卫，他用瓶敲了他的脑袋。他失魂落魄，惊慌失措地从酒吧里跑来，上车，一溜烟儿地跑了，上揣了两支枪，准备一旦受阻就开火。“你们算是死里逃生。”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坦言要去坦帕，安安稳稳地在那儿避一避，至少他自己这么认为。“也许我会回来，听天由命，但我得先静下心来。”并一再说，“这不是我的错，我本不想杀他。”他忍不住哭了，像个孩一样。

停车吃午饭时，他持付帐，晚饭也是如此，在肯，我们要了一个双人房间，又是他掏的腰包。大厅偏僻的角落里，红灯下，摇椅上端坐一个女。我们一边把朋友的手枪和钱包一并放在梳妆台上，一边平静地谈论，谁先拿到这些谁就是幸运儿。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又发了，我们的朋友本可似径直去坦帕，但他持先把我们送到杰克逊威尔。不仅如此，还给我们十元钱——祝福我们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