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踏上返乡的漫漫长路了，可于骄傲，我们决定，再逗留一段时间。“肯定能找到活儿。”我们相互鼓励，然而，不仅没工作，甚至连睡觉的地方也无寻觅，白天我们在基督教青年会四周转悠，那儿特设了一个救世军收容所，没人想方设法地找工作。大家都在等着家乡亲人的信或电报，盼望着一张火车票、一张汇票，或脆就是一张钞票。如此数日，我们宿公园（直到被警察带走），或者睡在监狱的地上。那里已经挤了一百多人，报纸裹，污秽满地。有时，我们溜达到邻村，试图找份工作，只要能填饱肚。有一次我们三十六个小时没吃东西，为了找工作走了八英里路，然后又空着肚走回来，脚步蹒跚，饥辘辘，疲力尽。像印第安人一样，我们排成一纵行，垂丧气的。晚上，我们想住在收容所，可是不行，本无立锥之地，我在厕所上吐下泻，疼得了过去，奥玛拉和内德不得不把我搀来，我们一步一步挪到火车站。在那儿，货车装满了运往北方的烂果。偏巧这时，碰上一个巡警，用枪着我们的后腰，生把我们赶了来。甚至不许我们捡几个掉在地上的烂桔。“回去吧！”他呵斥。

万幸的是第二天内德遇到一个名叫福莱彻的古怪老儿，还是他在纽约的广告生意中认识的。是搞广告、橱窗设计的，拥有一个他所谓的“工作室”，尽已破旧不堪。他答应为我们提供晚餐，好像是要庆祝其银婚纪念，为此，还特意把妻从神病院接了来。

“可能不会尽如人意。”他告诉内德，“但我们尽力而为。她温柔可，一儿不会伤人，她这样已经有十五年了。”

那一天真难熬，我一直懒洋洋地呆在青年会，养蓄锐，大家都在打牌、下棋消磨时光——但禁止赌博。我阅读报纸、基督教箴言杂志和所有无聊的文章。即使此刻纽约发生暴，我也毫无兴趣，我只有一个念——。

第一见到福莱彻，一怜悯之情油然而生，他年近七十。淡蓝的睛，大胡像布法罗比尔一样。

墙上是他的作品——都是旧作。那时，他为杂志封面画小驹和仔，报酬丰厚，而如今，只能靠微薄的养老金维持生活，他仍希望有一天能被委以重任，他时常为一些商人画小商标换几个钱。能在南方安家他很满意，至少气候宜人。

令我们惊讶的是，他竟拿两个酒瓶；半瓶杜松酒和一儿麦酒，我们用一个柠檬、一些桔和大量的把他的存货扩充了好几倍，他的妻在里间休息，福莱彻说。“等吃饭时再叫她。”“这对她无关要，”他说：“她有自己的天地，已经本不记得我了，所以不必为她的言语到惊讶，她平时很安静——而且你们会见到，她非常可。”

他开始布置餐桌，盘已经残缺不全，餐是锡铁的，没有桌布，在桌的中央他摆了一盘，“只有冷盘，”他略带歉意，“不过可以填饱肚。”他端一盆土豆拉、一些酪、波隆那腊和肝、一条白面包和人造黄油，还有几个苹果和生心，但不见一个桔，最后他给每人摆了一杯，再煮上一壶咖啡。

“一切准备就绪。”他望了望里屋，“稍等片刻，我去叫劳拉。”

我们仨默默地站着，能听到他轻声细语地把她从睡梦中唤醒，并扶她起。

“好了，”他说，忍泪，拼命挤一丝笑意。“这是我的朋友们——也是你的朋友，我们共晚餐，这多好啊。”

我们依次与其握手。着泪，举起杯，向他们的银婚表示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