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又可以重新一起生活了。我们为自己在布鲁克林的汉科克街挑选了一个带家的住，这死亡与垂死之城，比死人还要乏味。这是一条平静、宽阔的街，一排排相同得难以分辨的木架房屋，一律有的台阶、遮篷、一小块草地和铁围栏。房租不贵，我们还可以在一个煤气炉上饭，这个炉就放在旧式池旁的龛里。房东亨尼克夫人占用一层，其余的房间租。

亨尼克夫人是一位寡妇，她丈夫是靠酒店生意发迹的。她是荷兰、瑞士、德国、挪威和丹麦的混血。力充沛、悠闲、好闲事、好猜疑、贪婪，完全可以作院的老鸨。她经常讲些猥故事，还像个女学生一样咯咯地傻笑。对房客非常刻薄，不许耍心！不许有噪音，不许开啤酒聚会！不许有来访者！要时付钱，要不就！

过了好长时间，这位老古怪才对我这位作家习惯。令她大惑不解的是钥匙竟也发咔嗒的声音。她从不相信任何人能够写得那么快，但她最担心的是害怕一个作家几个星期后会忘记付房租。为了解除她的担忧，我们决定预付几个星期的房租，仅仅这么一儿举动，就能巩固地位，真是不可思议！

她时常登门，提一些站不住脚的借来打扰我。或倚在门，一个多小时向我追问个不停。很显然，这使她到好奇：一个人竟能整天坐在机前不停地写、写、写？我在写些什么呢？小说？怎样的小说？以后我能让她看吗？我能这样，我能那样吗？这女人能提这么多问题，真是令人难以置信。

过了一段时间，她开始有规律地来访，正像她所说的，为我的小说提供一些素材。她在汉堡、德累斯顿、布来梅、阿姆斯特丹等地的生活片断，一些简单的小事情对她来说却是大胆的、令人震惊的，以致她压低嗓门，轻声细语，如果我真的采用，一定得换地名，当然她的名字也得换，我引她继续讲一阵。同时很兴地得到她的一儿馈赠——酪、糕、香、一块吃剩的炖和一小包生米。我言巧语让她为我们桂糕，带糖粉、油细末的咖啡糕、苹果糕——都是公认的德国风味，她准备去任何事，只要将来她能够有幸在杂志上看到关于她的文章。

一天她直截了当地问我的小说是否真能发表。很明显，她已经阅读了所有她能找到的近期杂志，但没有发现我的名字。我耐心地给她解释，有时需要等好几个月，一篇小说才会被采用，要再等好几个月才能得到稿酬，我立即补充说我们现在的生活费就是靠去年卖掉自己几篇小说的收——一笔不小的数目。可是，她好像没听懂我的话一样，脆地说：“如果你饿了，就可以和我一起吃，我有时觉得寂寞的。”然后她长叹一声：“当作家真没意思，是吧？”

当然不是这样，不她是否起疑，我们总是像饿狼一样，无论赚到多少钱，也总是像雪一般化了。我们总是四奔走，拜访那些可以留我们吃饭的老朋友，向他们借车费，或劝说他们带我们去看演。晚上，我们匆匆在床上划一条……线。

亨尼克夫人总是吃得过饱，而她能觉我们总是饥辘辘，她不断反复邀请我们和她一起就餐——“要是你们饿了。”她从不说：“吗不和我共晚餐呢？我特意给你们了很香的兔。”不，她幸灾乐祸地企图让我们承认这一。

当然我们从不承认，因为让步就意味着我必须写亨尼克夫人要求的那小说。

此外，即使一个雇佣作家也应有所不为。

然而，我们总是时借钱房租。有时，克斯基博士前来解围，还有柯里，当我们彻底绝望时，就乘车去我父母家里——要去整整一个小时——呆到我们填饱肚。莫娜总是饭后立刻在沙发上睡着了，我竭尽全力把谈话继续下去，并暗暗祈祷在最后一声亨利之前，莫娜不会再睡着。

这饭后闲谈令人苦不堪言，除了我自己的工作，我拼命谈论所有的一切，然而，这一时刻不可避免，父亲或母亲总会问——“你的写作行得怎么样？”而我就会羞红着脸撒谎：“当然，最近我又发表了两篇。”反映很不错。“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