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跟特莱夫的关系不再是我生活的中心。我他，我会永远他，但我不再依赖他。我不再需要他不停地保护，也不需要他供给毒品。实际上，我们俩现在是许多年轻人所向往的那现代男女之一：两个人各自都完全独立。我们小团伙中的女孩们有的几天就戒了毒，而小伙们却继续毒。

总之，我们的“友谊”说穿了只不过是毒者的友谊。我们全都变得越来越好斗。我们生活在海洛因和奔忙中，为了钱和海洛因每天都在搏斗，还要对付家里的人——必须不停地躲藏，编造新的谎言来欺骗父母——这一切把我们的神经搞得张得快绷断了。我们上的好斗因素越聚越多，以至我们都不能自我控制，甚至在我们彼此之间也是这样。

我跟普西相得最好；主要是她是我们中间最安静的一个。我们经常一去拉客。我们俩买一样的黑超短裙。里面，我们穿上黑连袜，系上吊袜带。这吊袜带和黑连袜装束在我们少女的上，简直令嫖客们神魂颠倒。更何况我们的脸还保留着稚气。

1976年圣诞节前几天，我爸爸动去休假，他允许我回他住的屋里住，那里只剩下我妹妹一个人了。他甚至还允许我把普西也领去。从第一天晚上起，我们就大吵一顿。普西和我拼命吵架，甩一大堆话，吓得我妹妹——她比我小一岁——直哭。她显然不会想到我们的双重生活，而我们吵架时则使用女的伎俩。

第二天早上，普西和我又成了世上最好的朋友。总是这样，当我们睡了个好觉，我们又平平静静地回到现实，我们一般还是比较安静的。普西和我决定不要上注毒品，要尽可能地拉长注的间距。我们经常这样——一真正的运动。讨厌的是，我们不谈别的，光谈有一针上等的可卡因在等待我们。就像两个等待圣诞礼的孩在想非非。

我妹妹好不容易才明白我们不是在正常状态中。她没有想到我们毒，她以为我们有别的原因。她很认真地发誓要保守秘密。

普西去找给白酪加香料的东西——今天，她选择了草莓香——她最喜这个。她几乎只吃加香料的白酪。我的品一儿也不复杂：白酪、酸、布丁、选帝侯街地铁站卖的一煎饼。我的胃承受不了别的。普西在准备她的混合酪。就像庆祝宗教仪式一样：我们三人都在厨房，普西郑重其事地在准备品，我和我妹妹虔诚地盯着她。过一会儿，我们仨人将兴地品尝这一堆早餐白酪。吃完东西，普西和我要去注毒品。

普西搅拌完的酪，变成了一个大雪人。可我们已经等不及了。我们叫我妹妹先吃饭。我们俩立刻跑浴室关上门。我们已经犯瘾了。

我们只有一只可以使用的注，我说我先打。

普西发脾气了：“为什么总是你第一？今天我第一。因为这是我的可卡因。”

这下气坏我了。的确，她总是经常比我们的可卡因多，因而会给我们一些，但是我不能忍受她拿得更多。我对她说：“听着，老朋友，你别夸。你打针占的时间太长。”这是真的，她打针少说也要用半个小时。她的静脉看不见。假如她第一针没有扎准，她就惊慌失措，不断地扎，她会越来越慌。如果她最初扎准了，那真是运气好。

那时候，我没有这类的问题。或者由特莱夫给我注——这是他的一个特权——或者我瞄准一个地方，自己用左手扎。这情况持续了一段时间。后来我胳膊上形成了血栓，我的肤成了毡纸。于是，我也找不到下针的地方了。

那天早晨，终归是我赢了。我拿着针，一扎就扎准了，注只用了两分钟。这一针打得很可怕。我的血沸腾。我到，太了！我用凉冲脸，冲完之后我觉好多了，我开始在屋里到翻。

普西坐在澡盆边上，把针往胳膊上扎，又开始了她的“表演”。她喊叫：“混，人都快憋死了！打开该死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