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中，我甚至考虑把她送到训导学校去，但这会使事态更严重。人们可以等她好一些把她收容到荷朗斯特夫大街的心理医疗中心里。但一个老师对我说了很多这个中心的坏话——特别是女孩们，她们在那里互相教唆卖。

我看只有惟一的可能：让克丽斯娜彻底地离开柏林，不她愿意不愿意。把她从这个泥潭里拉来，送她到没有海洛因的地方去。

住在海斯的我的母亲上就同意接待她。还有我的也愿意。当我把这个决定告诉克丽斯娜的时候，她样很狼狈。我开始准备行装，这时她带着忏悔的表情宣称她愿意接受治疗，甚至为自己在戒毒所找到了一个床位。

真让人松了一气！我本来还担心克丽斯娜不经治疗忍受不了痛苦，会从我母亲或家逃来。

对戒毒所的详细情况我并不知，我只知费用很。在她14周岁的前两天，我用小汽车把她送到那里。一个年轻人接待了我们，行人院谈话。他祝贺我们的决定并向我们保证从此之后我不必再担心了；一般地说来戒毒所的治疗是有成效的，我可以放心地走了。终于有这么一天！

于是，他递给我一些该签的文件。付款保证：每天52克，预付四周。这已经超过我的月薪了，可这有什么要？再说，这个年轻人肯定地说社会保险门会偿还给我们。

第二天，我凑齐了500克送到戒毒所。然后，我又在银行借了1000克，准备在下次家长会时把支票给他们。

家长会议的发起人据说原来也是位瘾君，他的过去似乎在他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他解释说这多亏戒毒所，是它把他改造为一个新人。这给了我们很的印象，他告诉我们克丽斯娜步很大。

而实际上，这是在演双簧。这些人真想得到的是我们的钱。不久之后，我通过报纸得悉，戒毒所属于国一个可疑的会门。它的额利完全是对不幸的父母们的剥削。

但是，和以往一样，我明白得太晚了，又办了一件错事。而当时我想象着克丽斯娜落了好人之手，我希望她在那里能住多长时间就住多长时间。但我需要钱。

我走遍了各个行政门，但好像谁也无能为力，没有哪一家能告诉我戒毒所的真相。看我在各窗之间奔波着，真像是盗窃了这些人的时间。

最后，有个人对我说，首先应该拿到卫生门发的诊断证明，证明克丽斯娜确实是毒瘾患者。拿着这个文件，我才能请求国家承担医疗费用。我以为这是在开玩笑，克丽斯娜的不幸逃不过任何一双对此稍有常识的睛。但是，行政理，就是这么回事。一直经过了两个星期的努力，我终于和一位官方认可的医生定了约会；而克丽斯娜早已逃了戒毒所。这是她第三次走。

我哭得像个泪人。我想，又来了，一切又得从零开始。我和我的男友，我们开始寻找她。早晨，我们像梳发那样在周围寻了一遭，晚上，到市中心（公共厕所都找过了）和唱片舞厅，这中间还到了火车站和地铁车站，所有的毒者役的地方都找遍了，日复一日，夜复一夜。我们向警察申报了她的失踪，警察局把她列了寻人名册。她最终会从什么地方冒来的。

我恨不得钻地底下。只有惊恐不安缠绕着我，总担心电话里有人通知我：您的女儿死了。我变得神经质，对一切都没有望，对一切都不兴趣。我迫自己上班，我不愿意请病假。我的心脏不正常；左臂不能移动，一到夜间就到麻木；我的胃也在折腾，腰疼，像是要裂开。各不幸都集中到我的上了。

我去看医生，他给了我一个善意的打击。在检查之后，他认为这一切都是神经的，给我开了指导女儿戒毒的药方：当我告诉他我怎么会成这副样后，他说，几天前有个姑娘找他看病，自称是个毒者，问他应该怎么办。

“那您是怎么回答她的？”

“毫无办法，脆去上吊。”